群众观点是建国安民之基
　　群众观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群众观点是我们党赢得民心，从而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法宝。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发挥群众优势，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人民是社会的真正英雄。对于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一直以来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个是英雄史观，一个是群众史观。持英雄史观的人认为，历史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如梁启超就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持群众史观的人则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如宋朝时崔敦礼就说：“得民之劳者昌，得民之忧者康，得民之死者强。”意思是讲，人民肯为国家出力，这个国家就会昌盛；人民肯为国家分忧，这个国家就会安乐；人民肯为国家牺牲，这个国家就会强大。这两种观点孰对孰错，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早有定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论是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其主体都是人民群众。正是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每一次社会的大变革，每一次历史的大进步，无一不是人民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党的奋斗史雄辩地证明：党领导革命的每次胜利，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将领杜聿明想化装逃跑，企图用一只金戒指换一件农民的衣服。这个农民一看换服装的人像个军官，形迹可疑，便向解放军报告，并把金戒指交了公，这才有后来活捉杜聿明的故事。正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神州大地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推动我们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曾制定过一些爱民、恤民、尊民的政策，但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却总是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他们把自己当成人民的父母，把各级官僚称为“父母官”。欺诈盘剥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跳出“予之为取”、“视民为草芥”的愚民政治范畴。有些封建统治者为了证明自身权力的合理性，甚至否认自己是父母所生，而故弄玄虚地把自己说成是上天或真龙之子，即所谓“真龙天子”。像刘邦就说自己是黄龙和其母亲相结合的产物，否认他和亲生父亲的血缘关系。而中国共产党则始终把自己植根于最广大人民之中，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从长期的艰苦斗争中认识到，是人民的劳动养育了自己，是人民的事业造就了自己。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正是由于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们的干部，节衣缩食支持我们的革命，抛家别业参加我们的斗争，我们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伟大的人民养育了伟大的党，伟大的党领导着伟大的人民。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的皇天后土，黎民百姓是共产党人的父母亲人。养育之恩难忘，回报之情常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人民是载舟覆舟之水。《孔子家语·五仪解》里面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就是讲，统治者、领导者是船，人民群众是水，水可以使船平安地航行，也可以使船沉没于汪洋大海。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铁的事实证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秦王朝之所以在一统天下之后很快覆亡，就在于秦始皇认为“天下乃一人之天下”。唐太宗之所以能创造出“贞观之治”的兴盛局面，就在于他懂得“载舟覆舟”的道理。有人说，原苏联共产党是靠“和平、土地、面包”上台的，当时这三个口号集中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护。十月革命前夕，俄罗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旧军队的每五名士兵中，就有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于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夺取了政权。但是后来，随着路线、政策等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随着“人民公仆”的蜕变，特权、腐败和生活的奢侈，使苏共最终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政权。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从南湖起航，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始终诠释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我们得到群众的拥戴和支持，就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话与魏征所言“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道理是相通的。国以民为本，民心不可违，违者必败。“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此中道理警示我们：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是一个执政党赢得民心获得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它无时无刻提醒我们：群众观点永远不能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观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民本思想。从殷周时期《尚书》的“民惟邦本”，到《诗经》的“宜民宜人”；从先秦时期孔子的“仁政”、“爱民”，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汉唐时期贾谊的“民为政本”，到柳宗元的“吏为民役”；从明清时期张居正的“知人安民”，到乾隆的“以民为本”，这种民本思想在中国封建统治者治国之道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古人推崇“知书达理”，那“书”指《尚书》，“礼”指《礼记》。《尚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其中就有人民观了。《尚书》首篇为《尧典》，文中对尧帝的颂扬是同百姓紧密相连的。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说，尧能发扬才智美德，使九族亲密和睦，还能公平地善待百姓人家。“百姓昭明”的“昭”字，本义是昏暗中出现一抹亮光，即晨曦。黎民指众多人民。“黎民于变时雍”是说众多人民也随着变得友好和睦了。在《尧典》里，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已讲得智慧而生动。
　　《尚书》中的《五子歌》，大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首句就咏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说，人民可亲近而不可轻视，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才有国家的安宁。这是很明确的人民观了。
　　《尚书·盘庚》中盘庚帝对大臣的训话，也充满了要贵族大臣们“恭承民命”的教导。到商纣王时期，商朝先人曾有的人民观被遗忘，代之以“天命观”，殷商便被周朝取代。有句话说“殷鉴不远”。周如何汲取殷灭亡之鉴？周公认为，殷失天下，是因为失德，民与之离心离德，于是“天降丧于殷”，所以靠“天命”统治天下是靠不住的。周取代殷，是因为与民同心同德。这就把“民心”抬到比“天命”还高的地位。
　　此后春秋战国社会剧烈动荡和嬗变。这是个讲财富、讲实力、讲权谋、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弱肉强食，上古文明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人民被视如草芥。可是，布衣孔子还是把尧舜禹乃至周公时期以民为重的思想继承下来了。孟子等又把孔子的思想继承下来，如孟子直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至千古以来，“上报社稷，下安黎民”成为中国古代官员从政的主流理想。这正是文化的力量。
　　延至清末，梁启超对“民”的看法迄今值得我们深加重视。他在1900年发表《少年中国说》，写出拯救危亡之中国的责任“全在我少年”。再迈一步，就看到中国之将来更在人数最广大的民众身上。他在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阐述拯救中国的伟大力量不在清廷，也不在西方的利器中，而是需要“造就新民”，在新的人民身上。这是中国20世纪的黎明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思想。
　　在20世纪初，中国的进步人士都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创建的一个革命团体就叫“新民学会”。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被世界潮流视为最落后的人群看作是拯救中国最大的力量，以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都基于看到农民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唤起民众、发动群众、壮大群众、武装人民，也都基于深刻认识到人民的伟大力量。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从炎黄尧舜禹以来，没有哪个最高领导者达到毛泽东这样胸有人民，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毛泽东那一代青年，在清帝退位、军阀混战、日寇侵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致力于唤起人民、组织人民、自救自强。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培养官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缔造了一支前无古人的人民军队。解放区政府称人民政府，新中国诞生时称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把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尊重，把人们之间平等的观念，传播到所有城镇和一切穷乡僻壤。半个世纪前一盘散沙般的国人变成数亿精神焕发的中国人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巨变，这是一个民族迅速更新自己、发愤图强的根本。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年来，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这既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民观一脉相承，又是人民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悠久的文明中，人民观有着伟大的力量。中华文明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不曾中断地持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就是因为人民观是中国文化内部传千古而不朽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立足壮大之本，是建国安民之基。背弃它，一个雄强的帝国也会覆灭；复兴它，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可变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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