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用权讲官德
　　中国首部系统性讲述官德的作品
　　散文大家、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元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精心之作
　　高官讲官德 行文如流水
　　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
　　独立、坚定、谦虚、坦荡、淡泊
　　十大方面，系统阐述加强领导干部官德修养的方法和途径
　　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
　　官德不仅是领导干部“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
　　中组部，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
　　公务员轮训官德学习读本

　　官德，不仅是干部的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本书用大量真实、典型的案例，以及历史上的著名事例，围绕权力、职守、人格等，分析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新问题、新矛盾，提出相应的措施，以官德建设和加强法制等手段相配合，旨在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干部队伍。 
　　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的风气。可以说，官德高度决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官德水平也决定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中“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等“五德”的提出，意味着我党将官德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做官做先人，从政德为先。加强官德修养，从梁衡的精心之作《官德》开始。

　　梁衡，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集《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跟梁衡学新闻》，散文集《觅渡》、《红色经典》、《人杰鬼雄》，政论集《继承与超越》；著有《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散文《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追寻那遥远的美丽》等入选中学、师范、大学课本。

序：权与德
引言：官德的由来
第一章 一心为公
一、做官为什么是为公
先要区分“公心”与“私心”
官员的工作是社会公共事务
二、“公”、“私”两字定成败
先要跨越“亲情”关
还要跨越“亲信”关
三、三把尺子量公私
不徇私
不结党
敢牺牲
第二章 一心为民
一、权力是人民给的
官与权的关系
官与民的关系
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人民的公仆
三、官员该怎样对待百姓
时刻想着百姓
办实事、除弊政
不欺下，不谀上
第三章 忠诚老实
一、忠诚老实是民之本，更是官之本
忠诚老实是传统美德
忠诚老实是为官之要
二、忠诚老实是大操守、大智慧
官员忠诚老实是更智慧的选择
弄虚作假是事业的大敌
三、诚信为社会之基
不造假
不报假情，不欺上
对历史负责，如实告诉人民，告诉后人
第四章 勤政敬业
一、为什么要勤政敬业
是处理政务的基本要求
是现代官员的职业要求
二、勤政敬业要反对的几种态度
以政事为负担
不想干但想享受，态度轻慢
窃权干坏事
将权力作为资本
三、如何做到勤政敬业
殉职精神，死而后已
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不作秀
不玩忽职守，不渎职
第五章 不贪不贿
一、正确的物质观和精神观
正确的物质观
超越物质享受，提高精神追求
二、政毁于暴，官毁于贪
古今多少官，终究毁于贪
百姓恨贪胜于贼寇
三、在自己心里筑起一道反贪防线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戒小私，蚁穴溃坝成泽国
贪无用，却为别人背黑锅
防小人，小贿背后有大祸
第六章 人格独立
一、说人格
二、官员最要讲人格独立
人在官场上，身处矛盾中
人格连着政治
三、官员的人格标准
不谀上
不屈从，不随众
不失人格成大事
第七章 坚持真理
一、真理的力量
如何认识真理
真理具有最强大的力量
二、心中有主义
接受真理，明确主义
为了主义不顾其身
三、要坚持真理
当你处于少数时
当你处于重压之下时
当你处于被批判的位置时
第八章 谦虚谨慎
一、说谦虚谨慎
二、官场复杂须谨慎
常怀戒慎恐惧之心
伴君如伴虎
三、用谦虚谨慎的态度处理好几个问题
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
处理好与同级、下级的关系
谨慎处理好复杂的政务
第九章 宽厚坦荡
一、说宽厚坦荡
二、办大事要有大胸怀
三、用宽广之心处理嶙峋之事
不计恩怨
不计得失
肯容人
不结党不营私
第十章 淡泊名利
一、说淡泊
二、身在官场求淡泊实在难
利的引诱
名的吸引
有人抬轿子
三、要以淡泊之心处事待人
不好大喜功，不搞政绩工程
不计得失升迁，不发牢骚
不求奢华，不事铺张
不要虚名

　　序：权与德
　　德是人的行为规范。头上三尺有神明，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而官员又更多一层，这就是怎么用权。因为他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多的权力。权对官来说有两重性：一是可以为百姓办事，服务社会；二是可以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欺压百姓。好官坏官由此区分而来。
　　官的政绩决定于他的能与德，但主要是德。有德无能至少不会办坏事，无德有能却可大大地办坏事。德是基础，是软实力，是一个无形的大磁场。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汉武帝选官时首重德，举孝廉；隋唐开始科举考试，重能亦重德；到明清更总结出“公生明，廉生威”，出现曾国藩等这样的道德榜样，又回到道德上来。大凡一个政权，在开创之初，德和能都不成问题。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自然大得民心，且自戒甚严，德风感天下。至于能，更是在战火中打出来的，无往不胜。而麻烦在于掌权之后，德渐松弛，能亦下降。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自豪地说边区有“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确实反映了当时延安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令人羡慕，使人向往。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文革”之初到学校视察，就在学生食堂里吃饭，一个菜两角五分钱也要如数交上。中南海里开会，每个人主动交五分钱的茶水费。但现在生活好了，官员的“胃口”也大了，贪个千百万“很平常”。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因贪伏法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是江西副省长胡长青，2000年2月贪500万，死刑；第二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2000年9月贪1000万，死刑。后来就多得数不过来了，数额也高得惊人，高官贪贿再多也只是判个无期。虱子多了不怕咬，法不责众了。去年的公开数字，只外逃贪官卷走的钱有说5000亿，有说8000亿。高官贪，小官亦贪，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公布，大连街道办事处下面一小区居委会主任王仁财，职务在科级以下，2007至2009年期间贪污9000余万元，此外还联同当地黑社会，犯下了多宗故意伤害、非法采矿、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2011年12月21日被判处死刑。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小偷专偷贪官，网上流行词“小偷反腐”，原因很简单：一、贪官有钱；二、是不义之财；三、失主不敢报案。这样想来小偷的“偷”倒是一种客观上的义举了，类似当年土匪的“劫富济贫”，而且因破小偷小案牵出不少大贪大案。成语“小巫见大巫”又多了一个姊妹词“小偷见大盗”。国之大盗，监守自盗。这还只是贪财之腐败，其余还有买官卖官、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结党营私、吃喝嫖赌等，不一而足。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对权力的监督可以使官员变成一匹奋蹄腾飞的千里马，而对权力的放纵亦却可以使他变成一个为所欲为的魔鬼。任何一个政权的兴起都是先从干部准备做起；而它的衰落也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治国先治吏，国败吏先衰。治理的办法当然是有的，如领导带头，使有楷模；严刑峻法，使不敢犯；民主监督，使不能犯；还有就是道德教育，使之良心发现，自我约束，不该去犯。这几条中，制度约束、民主监督是最重要的，对官员个人来讲，自我约束、正确对待权力则是内因。
　　那么从道德上来说，近年来官场有哪些变化呢？或者说出现了哪些坏风气呢？现在官场道德之坏主要表现是私、贪、假、惰、媚。如何惩治其害并重整新风，笔者在官场已观察有年，对症下药开了十味药方，这就是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独立，坚定，谦虚，坦荡，淡泊。有些是老生常谈，但官场总是旧病复发，有的还是顽疾难除，虽是常谈也只好再说再谈了。恰逢有出版社来约稿，就辑为《官德》，这十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官场的现状和时下官德的种种表现，也兼顾总结古代为官的伦理道德。十章又可大致分为两组，前五章主要是围绕权力和工作，是以德施政，以德辅政；后五章主要是围绕个人修养，以德自立，处世待人，“以吏为师”，给社会一个榜样。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董岩和来向武两同志代为搜集资料，分别撰写了第八、九章和第二、三章。是为序。
　　2012年2月27日
　　引言：官德的由来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缺陷。同样，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人格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往往能够弥补智慧的不足，而且具有比智慧更深远的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吏为师”的习惯。师什么？师其德。官员的道德程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官德之力可成就一个时代，也可以摧毁一个王朝。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五个规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又提出“两个务必”。那是关于党风党纪的决议，对执政党来说也是一个关于“官德”的决议。进城后不久，毛泽东又严厉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一、何为官
　　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一向注重仕途。自古以来，士农工商中“士”排名第一。士是什么呢？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社会特定阶层，后演变为知识分子。古话说“学而优则仕”，士的主要出路就是做官。在很多人眼里，读书人科举高中、当官吃皇粮才是光宗耀祖的人间正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王廷里设有百官（总称多尹）辅佐商王进行统治。历史上，最早出现“官员”一词是在《周书?卢辩传》中：“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 唐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此后，“官员”一词频频出现。按照甲骨文字形,“官”中的“宀”（mián），以宀覆众,有治众的意思。《新华字典》给的答案是：在政府担任职务的人。也就是说：官是经过任命的、具有一定等级的政府工作人员，是旱涝保收、吃皇粮的人。
　　官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从事君的臣吏到公务员、公仆，从古代九品十八级到现代六大等级十二小等级，官的称谓、官职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不论如何演进，万变不离其宗，其本性依然未变：其一，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人；其二，是代表公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人。
　　这样的特性，使“官”与普通百姓有了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他们拥有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或地方政策的机会，还有自由分配手中各种资源的权力。手握权力，有所作为，这是当官的“好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权力太大，诱惑太多，就有位高坠重之险。权力如同一枚试剂，检验着官员德行高下。权力面前，有是非分明、不念其私者，有良莠不辨、只取其利者……态度不同，追求不同，就有了清贪之别，忠奸之分。所以上下两千年来的官场，贪官、清官层出不穷。既有范仲淹、王安石这样淡泊自持的清官，重权在身，如履薄冰；也不乏蔡京、和珅这样追逐名利的贪官，以权谋私，骄奢淫逸。这不稀奇。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无论人类社会哪一个历史阶段，官员都是最大的受益群体，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人群。他们的品格高低、德行好坏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乎社会、影响政局。从这个角度说，官员是面临诱惑最多、社会影响最大、最需要监督的高危人群。
　　二、何为德
　　德即道德。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劳动是德起源的基础，社会分工是德萌芽、生成的关键条件。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复杂了，矛盾也随之产生，这就要求从道德意识上约束人的行为，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以维系社会秩序……德就这样产生了。
　　显然，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源于风俗和习惯的德，与法一并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所不同的是，德不是强制性的，是发乎自身的内在约束力，而法则是强制性的，是外部强制力，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底线。显然，德的尺度要高于法，违法的必定离德，合法的未必合于德。德的门槛明显高于法。比如，见死不救者，会受到道德的审判，却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中国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讲求德政、德治、德礼、德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在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是维护等级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此相适应的是忠、孝、节等伦理道德规范。既然是一种社会规范，因不同的社会身份，德就细分为多种，比如医生要有医德，教师要有师德，公众要遵守社会公德。《周礼?地官》列出六德：知、仁、圣、义、中、和。老子《道德经》中列出三德：礼、义、仁。儒家列出五常：仁、义、礼、智、信。
　　德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德的水准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德也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体现了不同的社会需求与时代精神。比如，中国传统的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善的基础原点上，重忠崇仁，强调通过德治达到社会和谐，体现了农耕文明内敛、节制的特征；而西方的德深受古希腊民本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重信崇智，突出法治的力量以达到平衡，显现了商业文明张扬、理性的特征。
　　三、何为官德
　　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是在权力这个大背景下的行为规范。
　　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指修身以成圣贤之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是安身立命之道，更是历代的为官之道，它强调德行是治国的前提，也就是说，权力只有以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因此“治人”必先“修己”。
　　中国封建时代一向重视德治。一是 “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吏的道德评价。孙叔敖是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写的第一个人物，被尊为“循吏第一”，即奉法循理的官员。官德的标准，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在司马迁的笔下，行教、清廉、守法便是好官。在战国、秦及汉初，守法则为第一准则。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三国末年，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好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唐太宗李世民结合汉代刘向“六正六邪”之说，将好官的德行分为六类——高瞻远瞩的圣臣、扶善除恶的良臣、进贤不懈的忠臣、明察成败的智臣、廉洁奉公的贞臣、刚正不阿的直臣，以圣明、贤良、忠诚、睿智、贞洁和正直作为官德的六大内容。
　　德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的产物，永恒不变的伦理规律与道德教条是不存在的，但这不是割断历史的借口。作为历史范畴的官德，有一部分被继承和延续下来，比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坚定信念等。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中又出现了许多道德楷模，比如大无大有的周恩来、坚持真理的彭德怀、一心为民的焦裕禄、敢说真话的朱镕基……他们都赋予了官德以新的时代内涵。
　　四、为何现在又提讲官德
　　其一，“治国先治吏”，这是由官德的相对特殊性与重要性所决定的。官员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管理着公共资源。官员是社会的风向标，其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权力的正邪走向，关系着民心向背，影响着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两百多年前，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曾说：“在一个国家里，为政者的品质总是影响并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恶劣的政治道德可以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所谓官风不正，民风难改。
　　马克思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所不同的是，究竟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一个称职的官员，应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福祉，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公平行事，清廉务实。而这一切都是在道德自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倘没有道德的基础与依托，权力会失控变形，政治会失去方向。
　　其二，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化，道德建设刻不容缓，官德建设势在必行。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年来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1]转型期的信仰失落、价值观扭曲，使社会道德底线一再滑落——帮扶跌倒的老人反被诬告，佛山女童两次被碾压无人施救，留日学生机场刺母，女大学生网上要求被包养，北大教授婚外情遭敲诈，被包养的某美女网上炫富……道德滑坡，形势严峻，社会道德良心亟需全面重建。俗话说，官德不良则民德必失。对民众具有示范意义的官德，其导向作用，可四两拨千斤。道德建设，应从官员抓起。如果姑息纵容，一任官员失德，就会雪上加霜，让公众道德更加沦落，让国家无法摆脱经济发展与精神贫困的尴尬处境。
　　其三，官德不彰，贪腐丛生，社会信任危机突显。官德建设，历来为我党所重视，涌现出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等一大批官德高尚的楷模。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德出现了滑坡：热衷做秀，枉顾民生；急功近利，钻营浮夸；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尸位素餐，不思进取；贪污腐败，骄奢淫逸。“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犯法的重要诱因，贪腐乱象丛生不绝——上海在建高楼倒塌、县煤炭局长坐拥京城70多套豪宅、铁道部运输局局长18亿美元存款、安徽宣城原副书记用MBA原理管理“情妇团队”……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一份反腐统计显示，中国贪官的胃口在2008年比2007年大了3倍。这份统计报告显示，被查干部无一“幸免”地都有受贿行为。2008年贪官们人均平均受贿884万多元，与2007年受贿平均值253万元相比，涨了3倍。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人口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1]权力的滥用、资源的垄断、官德的沦落，又加剧了贫富差距，危害了社会秩序。2011年10月，北京三所高校联合发布“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场贪腐现象严重，并且呈现腐败群体化、年轻化、高官化、期权化、国际化、隐秘化等发展趋势。
　　五、让讲官德不沦为空话
　　官德是阶级社会永恒的话题。官德不正的成因有很多方面，信仰沦丧、教育不力、监督失效、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等，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或者纵容了官德不正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让公权成为少数人的私权，伤害了社会公平与公众利益。要彻底改变这些，关键要从自律、法律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入手，真正从观念、制度上尊重人民，维护人民利益，保证社会公平，让公开、透明的阳光驱逐贪欲私利的黑暗。
　　1．道德自律。道德自律需建立于责任意识之上。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责任感支配下的行为，才有积极性与主动性，才会通过自律来限制不当的自由。社会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横山法则”，即最有效并持续不断的控制不是强制，而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发控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日益多元的新形势，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化责任意识，深化道德的内在自觉，真正领悟“公权民赋”的含义，树立以民为本、官民平等的思想观念，这是提高官德修养的内在因素。古人云：“一日三省吾身。”“省”其实就是一种自律，以律己之心不断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及时清除非分之想、不善之念，及时反思不轨之举、伤人之言，让精神污垢无藏身之地，维护心灵的健康洁净。任何外部强制力，都无法替代这种道德自觉所萌发出的积极情感，它能化为一种自觉行动，坚定信仰，淡泊名利，明辨是非，远离那些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众利益的无德不法行为。
　　2．完善法律、法规。官而不德，社会不稳；德法兼治，社会和谐。德与法，向来是两种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单纯依靠道德来纠偏制衡，只是一种美好的期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在强调自觉、自律的同时，更需要法律等强制手段的配合，通过公正严明的惩治手段，降低腐败发生的概率。如果说道德自律旨在不想腐败，法律制度的意义则在于不敢腐败。
　　据媒体公开报道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1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1]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大力反腐，结果却是边反边腐、前腐后继呢？关键是制度不健全，惩治力度不大，腐败风险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指出，中国官员因为贪腐而“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的不到3%，因而贪腐便成为官员们“高回报、低风险”的敛财手段。而缺乏监督的政府官员易于在回扣和贿赂的诱惑下成为欲望的俘虏。[2]新加坡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在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贪腐严重，为了治理腐败，政府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并通过了多部反贪法律——《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之一。显然，健全、严谨、公正的法律制度可构筑起一张不可逾越的天网，切实有力而严苛的惩治手段，可令贪欲者望而生畏，令违法者无处可逃。
　　3．加强监督管理。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官越大，权越大，责任也越大，就越需要有效的监督。通过严密的监督机制——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增强透明度，使官员思想品德、政治作为、经济状况处于合法合理、行之有效的监督之下，防微杜渐，彻底摧毁滋生腐败的温床。比如，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其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同时，强化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功能，深化舆论监督，加大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尊重公民的监督权，处理公共事务切实实行民主协商，党政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开公务支出及经费使用情况，鼓励公众对国家事务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表达意见、建议，斩断权力寻租的链条，使权力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官德一失，腐败即生。反腐，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这是经济快速发展与制度不完善的必经阶段。2011年岁末，国际反腐败监察组织“透明国际”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清廉度”进行排名。名列榜首的仍旧是新西兰，已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排名第75位；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清廉度”则分列第12位、32位和46位，美国第24位；索马里和朝鲜排名最后。该机构表示，腐败仍在困扰许多国家。腐败的形式包括滥用公共资源、行贿和闭门决策，而蔓延全球的抗议运动，很多是被腐败和经济危机点燃的。 此前，中国政府出席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届缔约国大会，重申了中国政府积极履约、全面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郑重承诺，大力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
　　迄今为止，中国已与三十三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与四十七个国家缔结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并与有关国家根据公约、双边条约或者在互惠基础上就多起案件开展了有效合作。党和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正式写入报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之一。2005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实施纲要》将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置于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胡锦涛指出，各级干部做官要有官德，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习近平则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求领导干部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今天，在复杂的形势下，加强官员道德修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经济有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不仅是一个大党对十四亿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个大国对世界的时代责任。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河北西柏坡，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学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退回来。作为一个诞生九十多年、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大党，正面临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场新的考验。

　　德即道德。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劳动是德起源的基础，社会分工是德萌芽、生成的关键条件。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复杂了，矛盾也随之产生，这就要求从道德意识上约束人的行为，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以维系社会秩序……德就这样产生了。
　　显然，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源于风俗和习惯的德，与法一并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所不同的是，德不是强制性的，是发乎自身的内在约束力，而法则是强制性的，是外部强制力，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底线。显然，德的尺度要高于法，违法的必定离德，合法的未必合于德。德的门槛明显高于法。比如，见死不救者，会受到道德的审判，却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中国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讲求德政、德治、德礼、德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在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是维护等级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此相适应的是忠、孝、节等伦理道德规范。既然是一种社会规范，因不同的社会身份，德就细分为多种，比如医生要有医德，教师要有师德，公众要遵守社会公德。《周礼·地官》列出六德：知、仁、圣、义、中、和。老子《道德经》中列出三德：礼、义、仁。儒家列出五常：仁、义、礼、智、信。
　　德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德的水准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德也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体现了不同的社会需求与时代精神。比如，中国传统的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善的基础原点上，重忠崇仁，强调通过德治达到社会和谐，体现了农耕文明内敛、节制的特征；而西方的德深受古希腊民本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重信崇智，突出法治的力量以达到平衡，显现了商业文明张扬、理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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